新年伊始，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携其饱含深情的全新散文集《清流：五大道生活》，回到了他文学与生命的起点——天津。2026年1月17日，在承载着城市历史记忆的天津音乐厅，冯骥才与老友赵普进行了一场温暖而深刻的对谈。这场名为“新年·新书·五大道”的分享，不仅是一场新书发布会，更是一次穿越时光的文化回溯。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是冯骥才继《冰河》《凌汛》等自传体系列后，首次将笔触完整聚焦于自己童年至少年时代的作品。书中，他以细腻动人的笔法，描绘了家族往事、个人成长与五大道的烟火日常，将个人史熔铸于天津独特的文化地理之中。正如书名所示，“清流”既是每个人生命源头那未被世俗侵染的纯净状态，亦是对那段清澈岁月最深情的回望与致敬。
在对谈中，冯骥才与赵普围绕“清流”的寓意、天津独特的城市双面气质、市井人物带来的文学滋养，以及从创作高峰转身投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心路历程等话题，展开了真诚而风趣的交流。他们带领现场与线上观众，共同走进五大道的建筑肌理与生活记忆，探寻一座城市如何塑造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并思考在飞速变迁的时代中，如何守护那些关于家、关于传统、关于文化根脉的珍贵“清流”。
以下内容为对话摘录。
赵普：今天我们开场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点，因为我们为了照顾读者方便看到新作，在门口有一个摊儿，很多人在排队买书，我在门口听的时候，大家也很好奇，书名“五大道生活”前面还有两个字“清流”，我们知道“清流”有物理学意义上的表达，就是清澈的河流。但是它也有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表达，“清流”是指一个人品质性格当中的某种坚定部分，某种倔强的坚持。大家好奇，您为什么要把“清流”放在书名里面，它对您意味着什么？
冯骥才： 实际“清流”没有自我比喻的含义，我觉得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一股清流。我们出生以来对于世界茫然无知，我们生下来以后受父母的保护，所以我们感恩于父母，不仅给我们生命，而且他们是我们来到世界的第一保护人。我们在童年时代里，社会的江河里有社会的泥沙、有社会的污染，也有社会生活的各种各样的逆流、挫折、困难、经受，我们在童年的时候没有，我们是快乐的，因为父母保护我们，我们对于世界是好奇的、茫然无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股清流。
但是清流为什么要写下来？因为是我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人生来讲，什么是属于每个人的？你个人的经历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别人拿不走的，谁也无法重复的。所以写自己的经历是重要的。关键是我的经历跟这个时代有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极端个人化的经历，对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对于生活和时代的认识也是一个启示。所以我在写《清流》的时候，只不过做一些生活的关照、时代的关照，但是我真正写的时候，还特别神往、特别怀念我童年的时代、少年的时代，在父母的保护下，在社会里我们像清流一样，那样透亮的、真诚的、快乐的活着，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赵普：我在您书里摘了一句话，您说“对于我，天津有另一种很特殊的魅力，它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区，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形象与气质，两种不同的文化。”天津这座城市这样的气质和风格，对您的文化品格的形成，具体是什么样的影响？
冯骥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最有兴趣的就是这个城市的独特性，我们讲独特性是说我们生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比较。天津跟最近的北京，最大的不同，就是北京的所有的文化是一个整体。天津不是，天津是两块，这是别的城市没有的。天津老城为中心的城区是以码头文化为起源，一开始是码头，人在这儿聚集。租界是1860年开埠之后，英法联军打进来之后，定了条约，让天津开放，天津是被动的开放。但是这个开放给天津带来了经济的、贸易的机遇，使得各地一些有钱有实力的人都聚集到天津来。
所以就形成了两个城区，老城，租界地区，我小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在租界说普通话，就是所谓说国语，不说天津话。而且租界这个地区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哪儿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是老城区域里面是中国式的老宅子，连独立卫生间都没有。所以这个地方连它的生活方式、它的文化方式、社会结构，跟老城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地区。但是这两个地区是融合的，并不是分裂的，不是对立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城市有两个区域。
我在《清流》里面也写了，我作为一个在租界里长大的孩子，相反，对老城的文化有兴趣，这可能是个人的爱好。另外，也是因为对于不同文化有兴趣，是一种文化的角度。我因为在租界地区，对于外来的各种文化也有兴趣，所以我的搜集里有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的，包括中国木版年画，因为我建的博物馆里有一个中国木版年画史博物馆。我又建了两个非遗的博物馆，有中国古代雕塑的博物馆，有大量的收藏。我还有一种收藏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作家、科学家、画家，他们的书信、日记、手稿。
赵普：我跟先生认识交往这么多年，但是这么认真地，头天晚上住还不算，早上我一定去吃一个煎饼果子。有人说文学就是人学，观察人的学问，我写东西不行，但是我发现天津人的语言有意思。所以先生，包括《清流》，包括大家熟悉的《俗世奇人》《艺术家们》，先生这些经典作品里面描绘很多人物，实际上都是您这些年在天津生活中观察人物，某种意义上也是从他们身上描摹出来的，从文学形象上讲。所以天津和您描写人物的关系可太大了，这个文学营养太丰厚了，这方水土给您直接的文学营养都有那些？
冯骥才： 所有的作家写作都离不开自己出生、成长、自己熟悉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自己的心灵撞击过，而且也给自己丰富、深刻的感受。一个作家如果撇开自己地域的生活，他就写不了东西。天津这个地方的人是非常独特的，他的方式跟外地的方式也不一样。
我记得80年代，外来的东西刚进天津，尤其广东那边带有香港味道的歌曲、舞蹈刚进天津的时候，有一次在天津体育馆，外面贴着大的标语说，“香港女星劲歌劲舞”，将在这个体育馆表演。大伙就奇怪了，嘛叫劲歌劲舞啊？还女性？大伙得弄票，得去现场看。我认为来的导演想“唬”天津一下，就是给你看最洋的、最新鲜的，让你们开开眼，把你们蒙住了。怎么办呢？整个体育场，大伙正说着话，忽然灯黑了，谁也看不见，有人喊断电了，正闹腾的时候，突然在场中间一道追光打下来。大家一看，一个人低着头，披着一个黑毛的毯子，头发垂着地，谁在那？就是那个女星。大伙一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锣鼓一响，这个人站起来，把黑的大氅往后一撩，一身白的比基尼。这把天津人也吓傻了，因为天津人也没见过这个。这时候天津人很有意思，码头的人吃过见过，不能让人看出来没见过。另外，天津人还有文艺批评，认为你不雅观，还得文艺批评。可是文艺批评又不能直接像学者那样成套的批评，所以在（现场的）黄票区里面，忽然有人喊了一嗓子，这一嗓子就是天津人喊的，“哎呦大姐，您可别着凉啊。”
就这个是典型的天津特点，我这一辈子从小到大遇见这样的事太多了，我听到天津各式各样的故事奇人太多了，码头上你没有能耐活不了，因为人人都是强手。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市井文化，不崇拜茅盾，不崇拜郭沫若那些作家，而是崇拜马三立，崇拜骆玉笙。马三立、骆玉笙看着是俗文化，但是真有本事。所以我认识这样的有绝活、有本事的人真是太多了，我写的小说远远没有把我知道的这些东西写进去。所以这些人不是我写的，他们往我笔管里面钻，他们都在我笔管里面，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一个一个地往外冒，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才是快乐的，因为他蹦出来是鲜活乱跳的，是挤眉弄眼的，这时候你把他写在纸上，如果在纸上他也能蹦起来，那你写的当然是快乐。
赵普：还有一个大家好奇的，实际上八九十年代是您文学创作的高峰，可是很多热爱您的读者发现，从90年代初中期开始，您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特殊的时期，没有看到频频发表作品，反倒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城市遗产、乡土调查领域，今天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事，有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那时候为什么不一直写下去，反倒是似乎有一个停顿，或者说中断，这是为什么？很多老读者不是太明白这段历史。
冯骥才： 我在1990、1991年的时候，我跟《今晚报》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天津一些老的东西，比如天津市的年味儿，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面是非常浓厚的，非常有味儿的。天津有很多非常独特的民俗，比如天津的灯节就非常漂亮。正想搞灯节的时候忽然告诉我们，估衣街要拆了，灯节不能搞，然后老城贴出一个香港的开发集团的广告，那个广告我现在放在天津大学的博物馆里面，上面写：“将来你站在老城里面，你看到的将不是老的街道，而是香港的铜锣湾。”我听了很生气，为什么要把我们天津老城变成铜锣湾？为什么要把海河干成塞纳河？法国人从来不把塞纳河建成海河。海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海河的光影从小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为什么要做成塞纳河？所以我说我们做一个事，94年年底要把老城拆掉，95年要拆没了，所以我当时第一件事说，把老城整个调查一遍，因为老城没有调查就拆，不行，调查一遍。所以我请一百多个摄影家和天津通，整个把天津考察了一遍。没钱怎么办？我卖画，拿钱买胶卷，给每个摄影家买一件粉红色的衣服，他们挨家挨户去调查拍照，后来我们出了几套《天津老房子》。
后来还好，天津当时的老市长李盛霖约我见面，他说我们预备把鼓楼保留下来，重修鼓楼。我说好，鼓楼的钟没有了，我和张仲可以写铭文，我们俩人给写铭文。把鼓楼恢复了。然后把十字街恢复了。我说你把南开区环卫局有一个三套院很好，你交给我，做老城博物馆。他说老城博物馆的东西哪来？我说我号召百姓捐赠，我们搞中国第一家捐赠博物馆，不要政府掏钱，老百姓捐赠，用这个方法唤起老百姓对天津热爱的自觉。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离不开一件事，就是抢救保护。我关注的是中国大地上所有的民间文化，就要消失的民间文化，民间的戏剧、民间的音乐、美术、舞蹈、曲艺、手艺、中医、武术等等我们分了十类。刚解放的时候民间戏剧有三百多种，各个地方的，现在也就一百多种，而且这一百种里很多戏已经不演了。所以我们的戏怎么保留？我们当然不可能再演出，年轻人也不见得喜欢看。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们得留下来。这些人谁做？我们做。我们应该主动承担，我觉得这是作为文化人、作为知识分子义不容辞，而且绕不过去的一个时代的使命，所以就把写作放下了，我觉得那比我个人写作重要。
赵普：如果一个作家因为一种历史的紧迫感，估衣街是一个重大的导火索，《冯骥才哭老街》这篇报道也是对全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热爱民族文化历史记忆的知识分子的宣言。我们知道从90年代到现在，中国城市的面貌已经完全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很多地方，如果没有这些老的建筑存在，其实每个城市长的都一个样。而且中国家庭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变了，比如先生讲到春节，在《清流》里面有很多关于春节的记忆，一家人团圆的记忆。现在年轻人最热门的一个词，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叫“断亲”。因为年轻人觉得现在在外面务工、学习，回到家乡之后往往有格格不入的自我感受，比如关于生存状态，被问收入多少？比如被问是不是恋爱？要不要结婚？这些问题都导致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家的概念、团聚的概念、亲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都是历史现实。
但是先生在这本书里给我们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咱们就说一个细节，关于放鞭炮。因为放鞭炮，邻居之间攀比放鞭炮，和冯先生小的时候盼着放鞭炮，这是浓墨重彩的一个细节，看完以后我心怦然。可是现在放鞭炮的文化差不多断绝二十年了，因为城市的情况不一样，消防的压力很大，不管是出于城市安全的考虑还是别的考虑，总之一些过去我们心心念念的民俗，可能也不可避免的只能留在记忆里，没有办法呈现在现实当中。这个过程，我估计您是伤感和失望的。
冯骥才：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传统节日跟我们的农耕时代分不开。农耕时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是一轮过去了，到了冬藏就准备明年开春的春耕。人的生产、生活的节奏跟大自然的规律是一致的，所以到了春天快来，也就是过年的时候，都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所以大伙要团结，家里要续足力量，大伙都有很高的心气儿来迎接新的一年。而且那时候也比较困难，平常穿不着好衣服，过年可能父母给做个新褂子，扎个红头绳，吃点好的，平常吃不着肉馅饺子，那时候能吃到，所以过年大家特别珍惜。但同时人们创造了很多民俗。
但是春节的年俗，我觉得必须要传下去，因为过年，我们当时跟国家提出来四个传统节日放假，就是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国家同意了，后来国家放假了。我觉得国家了不起，因为放假是一个大事，国家得用很多钱放一个假，而且最重要的，放假的时候人们就有了时间来按照传统的方式过年过节，这样年节就传承下去了。我们讲的传承人，实际有三种，一种是个体传承，比如做年画的艺人，老师傅传给他儿子，一代一代传。还有群体传承，比如一个村、一个地区很多人都做。还有一种传承就是节日，节日没有代表性传承人，人人都是传承人。如果传承人少了，这些节日就没有了。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节日？因为节日里面有内涵，这是我们重要的传统。比如春节内涵是求吉，求福，求生活富裕，富贵平安，我们辟邪，我们求团圆，这是春节的主题。中秋的主题主要是团圆和赏月，人对大自然的欣赏。每个节日都有它自己的内涵，如果没有这个民俗，这个内涵也瓦解了，无形之中就把传统的精神，使我们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有独特特点的民族精神受到损失。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个节日的民俗，实际是保护它的精神，我们的节俗不能瓦解。
文 韩哈哈 王雅静
编辑 韩哈哈
资料提供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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